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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融本质与金融模式的逻辑分析和历史考察,

时间:2019-09-08 04:21来源:www.4166.com
对金融本质与金融模式的逻辑分析和历史考察 中西社会形态发生与演化的比较分析 对金融本质与金融模式的逻辑分析和历史考察 从经济模式的角度来探究、推演社会制度形态的发生、

对金融本质与金融模式的逻辑分析和历史考察

中西社会形态发生与演化的比较分析

对金融本质与金融模式的逻辑分析和历史考察

从经济模式的角度来探究、推演社会制度形态的发生、演化,那么中西历史的发展过程为我们提供了典型的分析样本。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模式及演化路径深刻地说明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决定、相互影响的内在关系。以两行论为分析视角,我们尝试进行社会体制发生与演化的抽象模型的构建,并基于此对历史与现实做出解释。

——一种金融哲学观和金融政治观的凸显

一、社会制度的形成及其模式

禹钟华、祁洞之

(一)制度是社会构成的基因

内容摘要:金融是具有内在逻辑规定性的制度化历史演进的产物。从逻辑的角度看,金融可本质区分为两大基本类型:试图控制经济、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为经济垂直立法的一行逻辑结构,以及服务经济、谋求经济效率最大化并以人类共同体福祉为根本宪法的两行逻辑结构;从制度的角度看,前者是裂分人类共同体、一部分人凌驾于他者之上的控制工具设计的逻辑展开,最终强化为资本主义制度;后者则旨在消除人类共同体的僭越者,是以服务人类共同体为目的的非营利性的经济中枢神经协调体系,在制度上强化为社会主义特征。本文针对这两种典型的金融样态,结合中西方金融演化的历史,对金融本质和模式进行了综合性探索研究。

人类是以组织形态进入文明社会的,社会组织之所以形成在于制度,制度是社会组织作为类生命体存在的基本前提——基因。制度的制定与执行需要专门的机制来操作而形成社会管理机制,管理与被管理的划分使社会组织自然呈现两行结构——管理机制与被管理的组织[1]。社会组织作为类生命体其之所以成立在于规则及其强制力,或者说人类社会各种形式的组织形成都是被约束、管理的结果。一切社会组织形态中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来自全局的、上行的或整体的约束、管理,即个体必须让渡一定程度的自由与权力以保全整体的存续。这体现为不同形式的规则、制度的建立,制度的建立与执行的机制则必然是全局覆盖的全局机制,具体而言社会管理的实现必须依靠例如军事、法律、行政、金融、市场等全局机制加以实施,否则,社会管理将不能实现,社会整体也将不能成立。

关键词:共命运体;金融本质;金融模式

社会制度的生成可以是预设性质的,即由先贤、圣人在一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基于文化积淀、根据一定的意识形态原则设计制度体系,这是一种人类自身对社会组织及其运行的认识与反思的表现,是对人类历史的总结与升华。另外,在社会制度垂宪下的个体自由空间是自演化、自组织空间,在硬性制度划定的自由空间内,通过个体依本性的自由行动会形成自演化、自组织秩序。这是社会秩序、制度生成的两个原因。宏观的制度设计与微观的秩序自然生成,就是孔子所言的“承天之道”与“治人之情”及荀子所言的“礼由俗起”与“礼待圣人做”这样上下两行的两个层面的运行,两者既对峙又相容,圣人做礼的主要目的是校正微观之俗,但也需尊重之、顺应之。

导言: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弊端与危害

如果我们从这样两个层面来考虑社会制度的生成,理论上就会出现两个极端以及其中间形态。两个极端就是:其一,社会制度主要由上行进行设计,而微观层面几乎没有自由;其二,上行的主动设计因素几乎不存在,在最宽泛的上行约束下,秩序主要由下行微观主体的自演化形成。在两个极端之间的社会形态就是一个偏重程度的问题。显然,极端的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很小,现实的状态都是在两个极端中间的某一个点上。

在与国际接轨的主题背景下,目前的主流经济理论往往把金融系统本身描述成为由纯粹客观性元素组成的普世化确然对象系统。由此假设性的纲领出发,金融研究基本上可以步入对象化的自然科学研究序列,通过在常识基础上构筑推演模型,就能够逼近对金融本质的认识而解决现实经济、金融问题。这种始自于西方的学术范式,不仅仅具有方法论层面的片面性,还由于现当代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仍隶属于后殖民时代西方中心论和资本中心论的一系列制度设计,而在理论上遮蔽一切与政治经济霸权相关的设计痕迹,同时刻意展现出客观、普世和确然的一面。简而言之,当西方把经济金融理论塑造成自然科学而抛洒向世界的同时,其自身使用的却是政治经济学的逻辑。

偏重上行设计的社会制度,其生成背景一定是文化早熟或超越,如此,方可于宏观角度、于超越自然秩序的角度,对整个社会组织进行全局性的、基于认定原则(道德原则)的、甚至具有前瞻性的规范。这要求上行结构要足够强大,至少具有对整个社会的规范力,而且,作为上行结构的重要组成,其意识形态首先要成熟完善。偏重下行自演化的社会制度形成一定是一个偏丛林模型,在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之际,如果没有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道德原则约束,从微观层面自生成的秩序一定是一个承袭原始制度、依据实力原则的成王败寇的社会模式。

如果我们把与世界金融体系的适应性融合视作中国金融改革的圭臬,那么这不仅是对中国金融自主性研究与实践的理论误导,更是对中国金融安全、经济安全体系的本质性消解,进而,这也是对中国成功实践着的金融模式之独立完善的努力以及自主性国际拓展努力的理论否定和实践责难。误将西方主导的后殖民全球化与中国倡导的互利共赢国际合作理念在金融层面混为一谈,而完全忽略围绕人类未来共有的国际金融奔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这一核心理念的政治博弈,是目前中国学术界中存在的一个误区。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厘清应成为重大的理论关切焦点。着眼于此,本文从逻辑分析的角度、政治经济的角度、历史考察的角度进行的金融哲学基本问题的探索,澄清和还原金融在政治诉求及构建理念层面的本质属性及模式。

(二)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政府机制及两种社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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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制定与执行需要相应的设施、机制,这是促成政府机制形成的基本动因。作为社会管理的集成平台的政府机制是一必要的客观存在,对这一客观机制于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不同运用方式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社会模式:合作型与控制型。将社会视为统一的共命运体,社会管理机制是公共理性的凝聚和公共利益的代表,形成合作型的社会模式;当社会分割为控制主体与控制对象两个范畴、社会管理成为社会控制、社会控制压迫被控制者而服务于控制者私利,如此分裂且截然对立的社会与前者相反而成为阶级社会,是控制型的社会模式。偏上行设计的制度形成,必然加入人类对历史与道德的反思而多延伸为合作型的社会模式,偏下行自然演化的制度形成,一般会依原始状态的丛林原则而导致控制型的社会模式。

一、对金融本质的两行逻辑分析

虽然皆以政府机制为社会管理主要手段,但是两者的目的和结果具有本质性的区别,控制型的社会模式是少数集团通过社会控制以实现制度化地谋取超额私利,合作性的社会模式的一般偏重于以公共理性制定制度、实现秩序以服务公共利益、确保整体的存续。

在这个本质上是经济活动自身的逻辑递进过程中,我们看到两条历史驱动的主线:其一是社会化或共同体化的主线,即个人的经济活动关联域的不断扩张,其进程类似于从单体电脑到局域网、互联网的关联域自我扩张。至今,如同互联网的全球化一样,人类的经济活动关联域也已经充分地全球化,人类正实质性成为经济命运共同体。其二是高级组织一经生成便按其自身组织衍化规律抽象地逻辑前行,从而在直观层面失去与具体经济活动的直接联系。前者是生产效率提高维度上对经济行为提出的要求,因此经济行为的共同体化是势不可挡的客观性历史洪流;而后者则是组织化结构中的上层建筑体系由“两行逻辑张力”所赋予的特性,在组织生成与组织衍化的维度上,它同样具有客观性。

二、控制型社会模式的形成与特征

是否认同社会化和共同体化是中西方认识观念的根本差距与区别。“命运共同体”的论断是包括儒道在内的所有中国哲学的第一逻辑命题。而在西方,一个小集团(例如如基督教徒群体)的共同体意识是要靠外在因素(例如上帝)有效支撑的。现实地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哲学起点,就在于社会主义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信念,而资本主义坚持资本控制集团具有僭越于人类共同体之上的法权。这一内容的政治部分为学者所共知,我们在历史考察的部分将集中于早期金融史史实,进行更深入的展开。

上述两种社会模式的形成基于最初的、作为物质基础的生存、生产模式——经济模式,农耕文明与狩猎文明成为两者的直接形成原因,根本地塑造了东西方社会形态。西方社会的演化历程就给我们提供了控制型社会模式的典型模板。

让我们重温马克思在《资本论》逻辑起点部分关于劳动和产品的私有化和社会化区分的内在逻辑。劳动产品的第一属性是与个人建立隶属关系的,这种私人行为不妨称之为“点性”;而社会劳动商品则是高级化为社会性的属性提升,正如马克思所言,它是通过社会交换来实现的。这种社会性本质上就是打破了“点性”自身的遮蔽,敞开自身于一个集域当中,不妨称之为“集性”。这里的“集”可以是一个小集群、村庄、聚落、乃至地域范围不断扩大的某个域,事实上就是劳动商品的可扩散域,其逻辑内涵是在该域当中,劳动商品通过信息传输直接或间接被域内群体所关注,从而发生经济意义上的社会关联。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人类的经济关联的“集性”是以所在地为圆心逐级扩大开来的,直至现今的真正全球化阶段“集性”才直指“地球村”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社会”。而社会性则是这一系列“集性”突破的逻辑概括,它把经济社会的真正关系以“点性-集性”关联对的形式真正凝结起来。

(一)狩猎模式的结构构成了控制型社会模式的基本机理

同样基于发生学的视角,我们知道这里的“集性”本身不是一个数学集合意义上的“域”意涵,它代表的则是高一级的真实组织。从中国的井田制到自古任何意义上的集约劳动(譬如埃及金字塔的修建),都说明人类经济行为的演进同时也是社会组织化的演进。换言之,围绕经济的社会组织行为的发生演化历程是与人类劳动活动的历史同步进行的。这样,“点性-集性”的逻辑内涵就可以高级化为“个体-组织”关系。尤其考虑到组织的复杂分层和分级,这种逻辑内涵还可以高级化为“低级组织-高级组织”或“子系统-母系统”的关系模式。子母组织系统间的逻辑关系,就是我们所要刻画的“两行关系”。我们所说的“两行逻辑论”[①]实则是基奠于中国哲学特别是生命哲学的逻辑体系,它的基础命题便是“子母生命组织关系”。如上所论,经济行为特别是其高级社会化行为则是标准的“两行逻辑关系”。在经济社会学意义上,“个体-组织”、“命运体-命运共同体”的协调关系呈现随机的多种样态,其处于“争斗”与“和谐”两个极端点之间关系谱系的哪一类谱点之上,则刻画出社会真正组织样态和制度样态的“谱特征”。

与农耕模式相对应、作为人类社会早期演化所形成了两种模式之一的狩猎模式是以狩猎行为为基本生产方式建立起来的社会模式,其本质是一个控制问题,以控制方(狩猎者)的绝对支配权与被控制方(狩猎对象)的自由剥夺所形成的对应态势与结构为基本特征,其谋求的是由控制手段与工具(狩猎工具)所实现的、由控制范围和控制程度所体现的控制效率。狩猎模式的机理与程序所体现的狩猎模式思维定式的体系形成了狩猎模式哲学,这一哲学是对狩猎模式的历史总结、归纳与升华,使狩猎者、狩猎工具与狩猎对象的三元结构固化成为系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成为私有制的意识形态基础。

协调关系并不具有唯一性或最优性,但显然存在一个“和谐-争斗”的相变“阈限”。如果直接引用中国哲学的结论,那么超越于“和谐”和“争斗”的逻辑前提就是:真实的高级组织究竟是共命运体的抽象载体,还是异化于共命运体之外的割裂者。如前所论, 人类社会高级组织的发生和演化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人类的共同体属性要求并自我生成着高级组织;其二是该高级组织一经生成便按其自身组织衍化规律抽象地逻辑前行。此两者之间存在固有的基本矛盾,那就是高级组织自我逻辑前行的选择自由性与人类共同体共同命运的诉求之间的差异性如何化解的问题。在中国哲学统系中,不分派别一致性地要求高级组织(包括皇权的政治经济权力机构)遵从共同体的意志,拒斥上行的高级组织异化为共命运体的对立面。此项哲学传统的自觉继承也很大程度上保证着中国现代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这种本源化的政治哲学传统与旨在校正和超越资本主义的外来社会主义理论达成了一个完满的契合点。然而于西方社会,这个基本矛盾扭曲地发展成为资本集团所篡取的高级组织自我神圣化地孤立于人类共同体之外,千方百计地构造控制人类经济生活的组织结构和工具,服务于资本集团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并且将这种或可称之为“命运共同体的异化物”的高级经济金融社会控制体系美化成“资本主义普世价值观”的社会意识形态。金融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高级组织在逻辑上站在人类共命运体共同诉求之外并与之对峙的这一本质,应当在中国的金融研究界引起足够的理论关切。

(二)狩猎模式之程序在人类社会中运行的自然结果必然导致私有制

“子组织”与“高级组织”分别构成“下行”与“上行”,在自生成和自演化的前提下、在两行逻辑论视野下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性前提——上行的高级组织一定要在命运共同体(由下行组织构成)的诉求下展开自身,这个前提称之为“两行共轭”。中国哲学中常谓的“乾坤并建”、“天地合德”就是对两行共轭前提的理论概括。我们不妨将中西之间包括金融在内的高级人类组织的本质差别,称之为“共同体化”的和“共同体异化”的,或者称之为“两行的”与“一行的”。

狩猎行为原本是动物世界中的弱肉强食,其本质是一个对既有食物的获取的过程。同时,狩猎者之间的竞争形成了动物世界的另一个基本行为——领地行为,我们解读为动物世界的确权行为。在人类社会中,依丛林法则而无道德约束地对既有财富与权力的获取与确权必然导致私有制。这是经过残酷的优胜劣汰之后,胜利者保护胜利果实的根本努力,而这种优胜劣汰的过程同时也必然导致财富与权力的向少数家族、集团或阶层的集中和垄断,局限于少数家族、集团、阶层的特权结构是其必然结果。

金融在本质意义上是因应规模化、组织化的经济行为需求而实现的以作为抽象信息载体的货币层面为逻辑基底的再组织化、再集约化的系统安排。它是经济行为共同体化的必然逻辑结果。从发生学和逻辑递进的角度看,人类经济活动历经私人劳动(自给自足)、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的初级转化(商品交换)、社会劳动的集约化(在高一级组织安排下的社会分工)以及高级组织自我设计及其高级组织对经济格局的目的化逻辑安排(金融体系的独立展开及其金融对经济格局的控制能力实现)。随着金融演化递进,金融系统的信息系统本质日益凸显,衬托出其与生俱来的高级社会组织属性——上行属性,即其信息化、网络化、场域化特征使其必然具有全局影响力而成为整体机制的重要组成。因此,其功能首先体现在宏观层面的金融渠道体系的整体性服务以及基于此的宏观调控、配置功能,其次是对于微观主体的体现为支付和借贷的金融服务。

作为西方的根本制度,私有制成为决定一切其他社会制度的基础。因为,财富的确权必然导致了权力的确权,反之,权力也可成为获得而财富的前提与保障。总之,西方的极端私有制背景下,一切社会机制、社会权力皆可并皆须确权、私有,西方真实的历史演化过程也的确表现为所有的社会机制、政府机制、全局机制都实现不同形式的私有进而成为实现社会控制的手段。可见,私有制的本质体现在于公权力的私有。

比较而言,金融本身并不是先决存在的客观事物,其为依附经济而产生的衍生体系,以经济为基础而生成的政治体系反过来在极大地制衡、制约着经济基础的同时也决定着金融体系的塑造。因此,探究金融本质,还需回到政治经济或政治金融的工作域中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考察金融演化过程中所所依托的背景、所遵循逻辑、所形成的模式、所依赖的路径、所达成的结果、所努力的方向。

私有制的进一步具体化、细化就是家族世袭制,否者私有制之“私”如何长久维持?如何千秋万代?西方式私有制不仅财富所有是家族式的,作为上行结构的君权、神权、金权都是家族世袭的,这是对权力和利益垄断的基本形式。从某种角度考察,可以说西方社会始终施行的是种姓制度,其贵族之贵即在于对权力和利益的垄断和家族世袭。更可笑的是为了不使利益、权力外泄,欧洲的王室婚姻只能局限于几大王室家族范围之内,由于范围狭小、血缘越来越近而形成了严重的遗传病。

二、对中西金融演化前提与背景的比较分析

综上所述,西方式的私有制绝对不意味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护社会成员的私有财产绝非其主旨,其真实含义反倒截然相反——恰恰是要制度化地侵犯大多数的社会成员的私有财产而集中于控制者手中。不仅如此,其本质含义的关键在于天下万物——包括政府机制等公权力、公共产品——皆可、皆须被其私有,这是一种少数控制者拥有一切的“绝对私有制”。因此,西方社会形成了与中国“天下为公”这一核心文化理念截然相反的原则——“天下为私”。

中西金融发展基于地理物候、经济模式、基本制度、哲学文化等方面的差别,形成了两者截然不同的金融形态与模式。探究其中的差异以及引起差异的原因进而深入掌握金融规律需要我们首先对中西金融演化的背景与前提展开分析。

(三)绝对私有制所呈现的社会状态必然是阶级划分

(一)西方金融的演化背景

以狩猎模式的分析框架审视,狩猎对象在人类社会被背景下意味着待获取的财富,而狩猎者地位则意味着绝对的权力及能力,只有成为狩猎者方有权力掌握运用狩猎工具,反之,掌控了狩猎工具者必然是狩猎者。显然,狩猎者是主宰。因此,狩猎模式在人类社会中的运行必然形成并固化了的社会割裂——阶级划分。唯有对社会进行阶级划分,狩猎者方为狩猎者、控制者方为控制者,方可获得制度化的超利益与超权力。显然,狩猎者与狩猎对象的划分在逻辑上体现为控制者与被控制对象的划分,而在人类社会中的具体形态就是阶级的划分。三者关系是本质同构的,或者是对一种社会关系的不同角度的三种描述方式。

孕育西方文化及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是源于狩猎模式的游牧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核心内容是以狩猎或者游牧方式直接获取既有的财富、资源。如此就形成了狩猎模式固化的思维定式:世界的三元结构——狩猎者、狩猎工具与狩猎对象。西方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对这一过程的精细化和制度化。狩猎者范畴的确定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资格认定过程,狩猎者范畴之外自然就是狩猎对象,成为被狩猎者控制、压迫的范畴。那么使这种划分实现且固化的一切手段都可以理解为狩猎工具,例如,暴力手段、宗教手段、经济手段、制度手段等。

此种背景下政府机制本质上就成为了具有狩猎工具色彩的控制程序,其实质意义是体系化、制度化的控制过程,具体而言就是体系化、制度化的获取过程、盘剥过程、输血过程。

拥有足够的资源供其直接获取是狩猎模式、游牧模式存续的前提,但这一前提显然不能始终满足,因此,迁徙和劫掠成为其必然选项,商业交换与劫掠成为其根本特征和生存的底线保证。在一定的条件下,其必然从事商业活动以换取生活必须品,超过一定的临界值或者遇到弱者,劫掠则成为另一必然选项。商业活动成为其既定秩序下的生存行为,而战争则意味着秩序的打破与重建,因此形成了西方历史演化过程中商业与战争的交替与交融。

(四)、控制型社会模式的控制本质与控制程度

狩猎模式在本质上是一种掠食动物的生存方式,相对于有限的资源,“领地行为”必然是其另一种行为特征。领地的划定在人类社会视域中就是确权行为,这种行为的普遍化、极端化就导致其成为一种社会基本制度——私有制。因此,我们就可以从生存方式的角度理解西方社会从文明之初便建立了私有制的必然性,进而理解其于文明之初便在意识形态中建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②]。然而,私有制下的确权难道不同样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难道不是仅仅强者才有权力、能力确权?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深刻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仅只是维护少数人财产权利[③]。

控制蕴含的本质意义是控制者的绝对支配权和被控制者的绝对被支配地位,即意味着控制者的最大程度的自由和被控制者的绝对不自由。作为狩猎模式的人类社会体现的私有制的典型表现是阶级压迫。人们依社会控制的程度不同而划分出不同的社会制度,如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度等,其实这些形态各异的社会制度皆为控制模式的具体表现,皆体现着控制型社会模式的控制本质,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而控制的程度是一个表象层面的问题或形式化层面的问题。

神学宗教多发源于游牧文化的基础之上,同样,作为西方世界文化核心与源头的犹太教及其衍生宗教也是如此。其本质特征在于绝对的彼岸设定与绝对的至上神的存在,以及彼岸对此岸的本质决定和绝对控制。在西方宗教视域下,此岸世界是由直接面对上帝及上帝代言人的众多松散个体组成的平面,因此,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上帝面前平等之人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孤立的、颗粒化的、碎片化的,进而是非整体化的和阶级化的,人类的整体意义体现在彼岸,此岸的整体机制则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代上帝为人间立法者必然在西方语境下顺理成章地成为人世间绝对的控制者——牧羊人的角色,进而形成了此、彼岸之间绝对的、典型的垂直控制结构。当横跨人神两界的基督角色出现,则这种控制就更加世俗化、具体化,教会系统所形成的神权与君权、金权并立,现实地成为社会主导力量之一。自此,我们看到西方的基础生产模式与其文化基因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筑了垂直控制体系,或者说是为“确权”而产生的社会割裂与阶级控制提供了宗教背书。

从语义学的角度考察,奴隶制、封建制与资本主义制度这些词汇并不是一个逻辑层面的概念,奴隶制在于说明劳动者的绝对被支配地位,封建制在于说明权力的形成方式,资本主义制度则是着意于生产方式说明。或者说,与奴隶制对应的制度应该是自由劳动者制度或雇佣劳动制度,与封建制对应的应该是郡县制或官僚制,与资本主义对应的应该是人本主义或理本主义,可见这些概念描述的角度、重点、逻辑层面都是不同的,但是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控制,所不同的是控制者、控制手段与方式以及控制程度方面的改变。控制的目的即在于从被控制者范畴获得超权力和超利益,简而言之就是掠夺,而制度化、体制化的掠夺就是典型的控制体制——奴隶制。依其控制本质,我们皆可命名西方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为不同形态的奴隶制,例如,城邦奴隶制、封建奴隶制、资本主义奴隶制、金权奴隶制等。

(二)中国金融的演化背景

伴随历史演化进程、历经长期的自我强化,控制模式已经成为西方的社会运行程序,已经成为西方作为作为行动主体与外部世界接与对待的行为程序,已经成为其根深蒂固的、与生俱来的、基因层面的思维定式。而且对这一控制实质西方自我赋予了巨大的宗教意义——代上帝管理人间。西方的宗教模式同样是三个结构构成:上帝、牧羊人、羊群,这一结构是与控制模式同构的、高度同一的,对西方控制式社会模式的运行、扩张提供了宗教的支撑。简而言之,西方的宗教也是控制模式性质的。[2]

与狩猎模式的直接获取财富过程不同,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农耕模式是创造财富的模式,并在农业所带来的经济积累基础上构筑文明。在守土耕耘、互助协作的过程中既有分工合作、扩大提高生产规模与效率的经济意义,又有结成整体、共同卫外的安全意义,形成了相互依赖、休戚与共的共命运体理念。这种理念中整体利益是第一位的,个体利益的实现以整体利益的实现为前提。

(五)核心特征——结构性不稳定、不和谐

至少在中国核心文化理念中,理想的社会模式是凝结社会诸多成员为整体的大同社会,这是基于农耕合作所形成的共命运体体制。在以仁、义、道、德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文化理念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总结出“整体利益至上”的信条而与西方的“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相对立。整个中国历史是以“天下为公”、“天下公器”、“忠孝节义”这些基本信条为基本维度、以大同社会为理想目标的实践过程。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先贤制定出了完整的制度体系——礼乐文明。

控制结构使本应平等处于同一阶面、平台的社会成员,划分为上下两层的控制范畴和被控制范畴。唯有僭越方能实现控制,因此,控制结构必然是僭越结构。控制型社会的内在弊端在于基于僭越所形成的结构性的错位和缺失,两行论视域下则具体表现在上下行的倒置。即本应该作为子系统的下行结构构成僭越于整体之上或上行结构的层面而控制全局,会造成总体上的上下结构颠倒而形成结构式的不平衡、不稳定。

简而言之,礼乐文明是以“三礼”为核心内容的自上而下的庞大制度体系,是基于中国文化核心理念、纯人为设计制定的理想制度体系,其基础是最高水准的道德要求,其目标是构建天人合一的和谐社会秩序,在其基本哲学观的基础上其中包含着经世济民的经济效率考虑,甚至是具体的货币金融体系设计。

从上行层面考察,子系统僭越所带来的不稳定性、不和谐性表现在其作为上行系统本能的、本质性的不称职、不适称。具体体现为:首先,不够强大。以维护私利为目标的强制性社会动员效果不佳或者而成本过高。其次,不能统一,因为最大化的私利是相互冲突的,不能整合化一。狩猎者范畴或者控制者范畴内部相互之间的竞争与冲突也必然是十分激烈的,只能通过实力对比或者暴力解决。第三,狩猎模式背景下,丛林原则为基本原则,狩猎者地位是依实力而获得的,如此意味着一切子系统都具备僭越的可能,僭越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实力,这必然导致具备实力与丧失实力者于狩猎主体地位上的交替成为常态,即上行结构的更换、便换成为常态。

天人尚要合一,人类社会本身更是一个统一整体。强大的整体机制预设和预制成为中国社会历史演化的前提,而制度设计理念首先代表这最高道德,即人类(天下)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其中甚至包含着生态的概念,置整体利益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政治制度上皇权以整体利益的最高代表面目出现,受到最高标准的道德约束,而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土地制度为井田制,土地公有、均田租种。如此,无论是从意识形态层面还是具体的运行制度层面,都坚决地屏蔽了私有制元素,彻底根绝了西方式绝对私有制在中国发生的任何可能。

从下行层面考察,子系统僭越体制的不和谐性与不稳定性表现在其对道德原则的悖逆而引发的持续冲突。道理很浅显,控制行为违背人性、侵犯人权,会遭遇本能的、因而是持续的抵制、反抗,这种冲突始终存在,随时激化。如主席所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三、中西金融演化轨迹及所形成的两种金融模式

总而言之,子系统僭越而形成的控制体制面临多重结构性固有矛盾,会因内外部条件的变化而随时激化进而引发系统震荡、颠覆,需要额外成本加以缓解、抵消或压制以保证秩序和社会运行[3](经济循环)。这一额外的的成本就是以暴力强制推行既有制度、秩序。因此,暴力或战争成为常态,是结构的不稳定、不和谐所集聚能量的释放。种种原因所引起的力量对比变化,都会加剧矛盾而引起系统颠覆。

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不同的经济体制下、被以不同的方式利用、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将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中西金融演化呈两条截然不同的轨迹,形成了两种本质不同的模式。

(六)以控制型社会模式对西方世界历史演化的解释

(一)中西金融的演化轨迹的大致勾勒

作为控制型社会模式的典型代表,西方社会的上行结构所呈现三权鼎立的分散态势充分说明了控制模式的不稳定性,尤其是西方历史上的不间断的战争状态是这种不稳定性的直接外在表现。当这一不稳定结构面临类似地理大发现这样能带来的天量财富作的巨大外部冲击,则必然加剧其不稳定性而呈现出剧烈的动荡而触发结构的颠覆与重建。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西方世界的宗教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式多线的争霸战争、殖民扩张等在十六世纪如爆炸一般同时展开。地理大发现给予西方的不仅仅是天量的财富,还向其展示了作为全人类统治者的可能,这一巨大的利益和权力欲望所造成的冲击、震荡持续了四百年多年,且愈演愈烈,裹挟这整个世界皆进入到西方的秩序构建中,然而,解决矛盾冲突的方法只有一个:战争,因此,直接的表现是从无间断的战争规模呈加速度扩大的态势,直到激化为世界大战。

1.中国金融的演化轨迹与特征

牺牲了亿万生命、毁灭了无数财富的世界大战也仅只是释放了矛盾、冲突所积累的能量,而西方世界的矛盾本身并未解决,却以其他方式进行了转移并在新的层面重新展开,使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演化为苏美两大超级大国及其阵营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同时是与意识形态间的矛盾相重叠的,即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

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节点来总括地描述中国金融的演化轨迹,首先,作为文明之初的制度体系整体设计,《周礼》为我们呈现出一套完整的经济金融管理体系。由于《周礼》设计的政体结构(以三省六部制主要内容)纵贯中国历史而无本质变化,那么其中的金融体系也呈超级稳定状态状态,其根本特征在于官方主导,这一基本特征同样不论朝代更迭一而贯之。其次,秦汉的制度建设中进一步完善的金融管理、服务系统,尤其是两汉的现实制度体系充分地体现了平准、均输、盐铁等带有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原则,形成了纯官方体系的、包括宏观层面的货币发行与管理以及微观层面的货币借贷并辅以政策性金融的全覆盖的体系,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体系一直延伸到县级[④],体系建设细密、完整。第三,中国不仅有完善的金属货币体系,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肇始于唐末、横贯两宋、鼎盛于元明的完整的纸币时代,这一无缝对接的、连贯的纸币时代是一个持续近千年完整单元,是纯粹现代意义上的纸币时代,一方面凸显了中国官方色彩的金融特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古代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

三、合作型社会模式的形成与特征

总而言之,官方主导是中国金融演化的基本特征,金融体制始终成为国家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而给予私人金融的空间是十分有限的。这样的一种形态始自于基于文化理念的最初制度设计,一方面体现了金融的管理体系、服务体系定位,一方面也反映出在中国的体制下始终存在着对个体僭越的警惕。

以农耕模式为基础而建立的中国文明是合作型社会模式的标准样本,如果西方社会的绝对私有制是一个极端,那么中国的农耕文明就是另一个极端,两者截然相反。

2.西方金融的演化轨迹与特征

(一)基础经济模式——农耕模式

西方金融从发生伊始就是个体性质、私人性质的,而且在私有制这样的大制度背景下获得了最充分的发展,我们也是从几个历史片段管窥西方金融演化历程与特点。第一,在希腊城邦时期,雅典的银行家帕西昂的单笔贷款金额达到五十塔兰同黄金[⑤](折合1.3顿黄金),可见私人金融规模甚巨;第二,在古罗马时期,银行家的服务对象中包括城市、行省、王国、国王,凯撒也曾借高利贷2500万塞斯退斯[⑥];第三,中世纪后期的12世纪到16世纪是西方金融发展的票据阶段,形成了一些国际性的(欧洲全局性的)票据中心,例如,香槟集市、里昂、如阿姆斯特丹等;第四,17、18世纪西方金融发展进入银行券阶段,以英格兰银行为典型代表。这也标志着西方进入了金属本位制阶段直至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第五,尤其需要强调的西方金融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金融集团对政府向的大量借债,这一特点贯穿西方历史,中世纪后期以后尤甚,君王不惜抵押税权、领地、王冠等进行借贷,西方的全球殖民扩张可以说是在金融家支持下完成的。

从狩猎、游牧到农业的飞跃是一次本质性的生产方式变革,人为的、集约化的植物集中生长繁殖模式其效率大大高于游牧模式所依存的动物的自然繁殖的效率,生产力的巨幅提高同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与对既有财富的获取模式截然相反,农业生产本质上是“生产——收获”模式,是在既有条件下的财富创造过程,这一革命性的生产方式变革带来了微观层面——生活方式以及宏观层面——社会形态的重塑、重构,决定了以其为基础所形成的社会模式的本质特征。

与中国的形态截然相反,西方金融始终是私人属性的,这是其根本特征。即便二战以后由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其表面形态如何,仍然深刻地体现着其与生俱来的这一基因特征。

1、农耕文明是巨大的系统工程

(二)中西金融演化所形成的两种模式

农业生产方式内容复杂艰深,包括农业生产本身的内容及流程、作物的种类划分、农具以及农业设施管理、水利的兴修、农业知识以及天象节气等知识积累与传授等等,尤其是中国式的、上升到农耕文明程度的农业生产方式,显然是一种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系统化的知识对其进行指导,需要系统化的组织体系对其进行管理规制。因此,农耕文明必然是一个合作模式、全局模式、整体模式,因此是共同体模式,绝非碎片式的所谓小农经济、自然经济所能够支撑。

1.中国式的金融合作、服务模式

2、农耕模式具有稳定化特征

合作的经济意义与作用毋庸详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更充分体现了合作精神,经济合作必然使价值运动呈良性循环态势,这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金融在本质上就具有合作性,是就一个网络笼罩范围之内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合作的意义是两行的,同时有利于整体与个体。因此,基于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金融合作模式必然是上行主导的、以服务社会为宗旨。

作为复杂的大系统工程,其正常运行本身就具有稳定性特征。并且,农耕模式以土地为基本前提,与气候、水文、地理等条件息息相关,守土耕作、创造财富。对土地的依赖以及农业的生产效率更加强化了作为复杂系统的农耕模式的固定性、稳定性特征,风调雨顺、政通人和,则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这一点与游牧模式的迁移特征截然相反。

中国的传统经济体制是具有显著的两行特征的典型合作模式。其一是宏观层面的主导、管控、协调,从《周礼》的相关内容中我们了解到,对经济运行诸多方面的机构与管理是预设的、全覆盖的,由于对上行的、整体机制的侧重,才有类似平准、均输、盐铁、漕运等极具中国特色的经济管理机构。其二是微观层面上对于经济主体的自由度设定,既不彻底剥夺个体自由,也非任其发展,而是划定上限与底限之后谋求个体的最适合自由度划界。其中演化出来的抑商理念其本质对个体资本僭越可能的文化与制度约束。这些特点体现出中国传统经济体制的整体微观兼顾的两行特质。个体层面是先决存在的,因此突出、侧重整体层面方能凸显两行结构,中国文化中注重整体的特质显然就是注重整体合作的特质,进而是合作特质的。如果说西方体制的核心是“天下私有”,那么中国则是“天下为公”,进而是“天下合作”。

3、井田制:中国农耕模式的配套土地制度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金融模式大体属于类似于盐铁、漕运等范畴的、基于宏观调控与合作精神的社会服务体系,代表整体理性的政府对金融体系全面主导、高度管控,从宏微两个面努力满足社会的金融需求。于此同时,私人金融的活动空间有限,且被严密监控。

如果农耕模式作为系统工程其必然具有整体性、合作性的特征,那么与其配套的土地制度也必然是整体性的,具体而言就是公有或国有性质的。那么醉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土地制度就是颁田制,而颁田制也必然意味着均田制。其基本含义是“土地公有,均而耕之”。井田制作为中国最原初的土地制度是这一土地制度的典型代表,其内涵不仅具有简洁实用、清晰高效的特点,而且具有很深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按照九宫八卦形式所形成的八户一井难道不是一个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单位嘛,既是生产组织,又是社会组织基本单元,还可以是相应的军事组织构成。

2.西方式的金融控制模式

虽然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多有演化,都不过是在均田制或者说今天只的变种,而均田的本质特征不变。因此中国的王朝更迭从土地制度演化角度考察就表现为“均田——兼并”的循环,强大的王朝都以始于均田而亡于兼并。土地公有成为中国文化核心原则下的基本制度,而王朝孱弱下所容忍的私有化则是对中国文化的反动。

西方的体制与文化已经为私人掌控财富、资本做好了铺垫,其结果必然是金权的出现——少数寡头掌控巨量金融资本而获得实质社会影响力。

4、营卫结构

当金融机制被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团所控制、垄断,有别于上述中国模式,金融系统必然成为他们的谋利工具体系,金融的客观功能则服务于为少数人牟利主观目的,通过金融的扩张和渗透,进而形成金融垄断集团控制社会以至于奴役社会的社会格局。

比照人体的营卫结构来考察两种社会模式,则其差异是十分本质而明显的。狩猎模式的营内过程同时就是卫外的过程,产生过程本身就具有卫外功能,其具有营卫一体的属性,无需另行设立卫外机制。农耕模式则仅只是创造财富的营内过程,其本身并不直接具备卫外的功能,必须另行建立卫外机制以保护劳动果实。卫外机制的建立使农耕文明呈现明显的营卫结构。

如此,金融在微观层面则呈现高利贷式的工作模式,成为金融阶层对其他阶层的勒索机制。仅以金融角度考察,社会被分割为债权人和债务人两个范畴,随着金融的渗透和扩张,整个社会都在以利息的方式向金融集团缴税。在宏观层面,金融阶层通过掌控经济运行中枢而僭越为社会主宰,使整个经济运行都服务于个人利益。无论西方的金融如何发展,在私有制下皆为私人金融,当私人金融僭越于社会经济之上而成为终极控制者,就如同子系统僭越于母系统之上的悖逆,在逻辑上会形成哥德尔悖论,在现实中会导致系统运行故障直至死机。

(二)合作型社会模式结构的特征——社会结构稳定

这种终极控制能力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成为现实,列宁已经断言二十世纪初的西方金融为“万能的垄断者”[⑦]。那么在信息化、全球化的当下,西方金融作为“万能垄断者”已经经历了数次的版本升级。

建立于农耕模式基础上的社会体制也必然被其深刻塑造,中国的礼乐文明形态为其典型代表,不无论其社会制度、文化形态都高度体现着农耕模式所决定的整体性、合作性等基本特征。

(三)小结

1、天下合作

从逻辑的角度看金融可本质区分为两大基本类型:试图控制经济、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为经济垂直立法的一行逻辑结构,以及服务经济、谋求经济结构合理化并以人类共同体福祉为根本宪法的两行逻辑结构;从制度的角度看,前者是裂分人类共同体并将一部分人凌驾于他者之上的控制工具设计的逻辑展开,最终强化为资本主义制度,后者则旨在消除人类共同体的僭越者,是以以服务人类共同体为目的的非营利性经济中枢神经协调体系,在制度上强化为社会主义特征。而从历史演化的角度看,西方社会的主体架构乃至文明演进的主流都紧紧地围绕着对人类共同体的僭越方式及其途径的展开,美洲殖民以来对全球控制的霸权体系谋求正是这种哲学理念的深入展开,而牢牢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信念的中国哲学及其这种哲学信念践行过程的中国历史,从来都以铲除共同体的僭越图谋为经济甚至金融建设的基本准则。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制度强化了人民共同体的意识,金融更是在中国哲学传统的共同体理念基础上一跃成为纯粹的国民经济服务体系。而今,这种服务于共同体理念的中国式金融正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宣言下正式迈向金融国际化的征途。它虽不谋求与西方金融霸权的直接对抗,但却旗帜鲜明地强化和播撒与西方霸权截然不同的金融哲学理念,同时也高度防范着僭越者通过霸权金融体系的格式化全覆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予取予夺的苦难历史的再度延续。

农耕模式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社会形态被广泛、深入地连接成一个复杂巨系统,这一系统的成立、运行需要所有系统成员的协调、合作。合作既是作为农耕模式正常运行所要求的不得不然的前提,又被中国先贤赋予了道德意义而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原则。这种心系天下的整体性情怀渗透于中国各阶层的理念中,农耕模式是一个合作模式,而合作精神洋溢与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化进程。

结语:弘扬中国式金融观正逢其时

2、天人合一

显而易见,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西方金融模式的典型代表,而以一带一路为依托的中国金融体系国际化则充分体现了中国金融观的基本理念。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所弘扬的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则全面地体现了共命运体视域下未来人类的合作模式与原则,其中难道不是充分蕴含着“天下为公”的中国式国际主义精神?我们需要明确阐明的是在以一带一路为现实背景的中国金融体系国际化进程,既不是与西方的金融体系接轨,也不是马歇尔计划式的同盟化金融体系扩张,更不是后殖民色彩浓厚的旨在控制所及地区优质资源和经济命脉的霸权争夺,而是把健康的基于人类共同福祉的金融服务模式渐次地惠及全球。由此必须进一步明确一个尖锐的金融研究前提性问题:中国改革开放成果回哺世界这面旗帜下的“金融国际化进程”与西方金融体系全球化图谋下欲“格式化”中国乃至全世界金融体系的“金融全球化进程”不是同一的对进进程,而是金融哲学理念争锋的博弈进程。

对土地的依赖所产生的敬畏扩展成中国文化对自然的敬畏,人与自然之间非但不是对峙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合而为一的更大共同体的组成。作为广义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不仅顺应自然,更需“法自然”进而建立符合自然规律、人文规律的和谐结构,这使得中国文化天然就具有“生态”基因。

历史上中国的金融实践突出地体现了服务精神和合作精神的结合。目前,“我国已成为重要的世界金融大国”[⑧],则不仅要向世界提供金融服务、金融秩序,更要向世界提供金融哲学。基于共命运体前提的中国式的普世价值观正值发扬光大之时,中国必将以自身的模式和文化为人类社会的和谐与繁荣做出贡献。

3、天下为礼(理)

参考文献

我们可以把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概念的“礼”粗略地理解为秩序、制度,那么效法人体的结构与运行而贯彻各处其位、各司其职、差等有序的秩序原则,也是建立于农耕模式基础之上的社会体制——礼乐文明这一复杂巨系统平稳运行的重要前提。我们还可以把“礼”理解为“理”,或者理解为依理性为构建的秩序,那么这个最大的理性就是整体性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一切制度机制、文化原则的主旨所在。

  1. [苏]B.C.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

4、天下和谐

2. [苏]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

中国文化不仅注重“礼”,且以“乐”和之,“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秩序也。”(《礼记.乐记》)“乐”为严肃的制度增加了温情和美感,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和谐性追求。《礼记.礼运》篇中记载孔子曾运用耕作的流程来比喻社会制度建设中的诸多环节的意义:“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于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可见“乐”这一中国文化的重要范畴意味着较高层次的社会形态的实现。由农耕模式到礼乐文明,中国已经把基于农耕模式社会形态做到了极致。着眼于具体的历史背景来进行评价,我们认为以秩序与和谐为主旨的礼乐文明是农耕模式基础上能够设想的最好的社会形态、最优的人类共同体的存在方式。

3. [德]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4、天下为公

  1. 祁洞之,两行逻辑轮初稿,辽宁大学出版社,2010年。

分工协作所激发的整体性情怀必然会延伸出一个基本原则:整体利益高于一切,这成为中国文化核心理念中的一个重要原则,这显然与西方世界的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截然相反。这一原则的具体社会运行就表现为中国古代的以公有或国有为主的基本社会制度。例如,“率土之滨,莫非王土”[4]“里田不鬻”[5]“均田、颁田”“盐铁专卖”“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都是这一原则的重要体现。

5. 习近平,见2017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就维护金融安全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

5、天下大同

  1. 杨共乐,罗马史纲要》,商务印书馆,2007年

在复杂巨系统式的分工协作的社会形态中,自然形成了差等有序、各处其位的社会结构。对这一社会结构加以道德规范就形成了体现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理想社会模式:大同社会。《礼记.礼运》篇中有对大同思想的系统论述,其主要内容体现了对“矜寡孤独废疾者”实施底线保障的生存原则,“老吾老,幼吾幼”的道德原则,“长幼尊卑、男分女归”的秩序原则,“选贤与能”的公正、民主原则,“承天施政”的天人合一原则,“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共命运体原则,“天下为公”的整体性原则。描绘了一个各处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讲信修睦、和谐有序、国泰民安的理想状态。

7. 禹钟华、祁洞之,金融元逻辑框架探究,

中国以农耕模式为基础所构筑的礼乐文明是生产模式与社会体制及文化系统的有机复合体,是以大同社会为理想目标的共同体式社会。比较崇尚丛林原则的西方控制机制式的社会体制而言,不仅具有和谐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等社会运行效率方面的特征,更加本质的区别在于礼乐文明是人文社会,始终占据道德高点。

  1. 禹钟华,金融简史——古代部分,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

四、中西矛盾的本质是控制型社会模式与合作型社会模式之间的矛盾

作者简介:

当西方列强的狩猎范围实现了全球化之际,人类整体视域得以达成,中西矛盾随之显现。这是农耕模式与狩猎模式、共同体文化与控制文化、合作体制与私有体制之间的矛盾,是互为逆反、互为否定、互为对照的两种文化、体制之间的矛盾。西方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对私有制的物极必反,而中西之间的矛盾则体现为社会形成过程中基因层面的差异与冲突。

禹钟华,博士,副教授,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邮箱:gary0324@126.com;祁洞之,博士,教授,辽宁大学哲学系,邮箱:qidongzhi@sina.com。

中西矛盾的本质是控制型社会模式与合作型社会模式之间的矛盾,这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矛盾的,中西方社会的多方面、多层面的差异皆源于此。这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生存发展的两条路径,也预示了两种未来。中西间的矛盾体现为中国和西方几百年来的博弈,虽然,在这一博弈过程中曾因工业化的西方对于农业化的中国的代差优势以及其强盗本性而使中国几近亡国,但数次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已经证明了中国文化及体制强大的生命力及自新能力。历史也同样展示了控制型的西方社会的累累罪恶与低效,证明了其内在结构所引发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中国文化的核心原则必然会在工业化、后工业化时代被从新认识而换发活力,合作型、共同体型的社会模式必然代表着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①] 有关“两行论”的详细内容参见《两行逻辑轮初稿》(作者:祁洞之,辽宁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 有关“两行论”内容详见《两行逻辑轮初稿》(祁洞之,辽宁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②] 见《汉莫拉比法典》相关内容。

[2] 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详见拙作《国际货币控制体系抑或国际货币服务体系》,《金融监管研究》,2014年第10期.

[③]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你们现存的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久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史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久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

[3]社会运行(经济循环)的基本内容就是以社会存续(人类存续、人类组织化存续)为目的的、主要有经济行为构成的、经济行为的组织运行管理过程,经济行为可以理解为生存材料的生产和分配与生活资料(包括生活方式、娱乐等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的生产和分配。

[④] 禹钟华,金融简史——古代部分,253页,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

[4] 这里的“王”指天子,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天子理应承天施政,是整体理性的具体承载。因此“莫非王土”并非家天下的含义。

[⑤] [苏]B.C.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271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

[5] “田里不鬻,墓地不请。”(《礼记.王制》)明王夫之在《礼记章句》中解释道:“田各授予公,不得私鬻。墓地皆公家所颁,墓大夫掌之,以合族序昭穆而葬,不处请乞。皆所以抑兼并、遏迁徙也。”

[⑥] 杨共乐,罗马史纲要,17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⑦]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50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

[⑧] 见习近平于2017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就维护金融安全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

编辑:www.4166.com 本文来源:对金融本质与金融模式的逻辑分析和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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